五、白先勇
白先勇（Pai Hsien-yung）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评论家，1937年生于中国广西南宁，国民党名将白崇禧之子，后随父迁居台湾，再赴美国深造与定居。他以其小说、散文、剧作在中文文学界享有崇高地位，尤以《台北人》《孽子》《游园惊梦》等作品著称。
关于白先勇的性取向问题，学界与公众长期以来都有讨论，虽然他本人从未正式以“同性恋者”这一身份公开自我认同，但从其作品主题、生活轨迹，以及接受采访时的谈话中，外界普遍认为他属于同性恋或至少有同性恋情感经历。以下从几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：
一、文学作品中的同性主题
白先勇是现代中文文学中极少数在1970年代就以正面、细腻方式书写同性恋题材的作家，其代表作《孽子》（1971年连载，1983年出版）被认为是华语世界第一部正面描写男同性恋群体的长篇小说。
《孽子》的意义：
题材的突破性：在那个仍极为保守的社会氛围下，他选择以同志为主人公，描写同性恋青年在台北新公园（二二八公园）中的聚集生活、情感挣扎与自我认同，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文学实践。
自传色彩：《孽子》的主人翁阿青，其成长过程、家庭背景与内心冲突，常被解读为作者本人的某种折射。阿青是将军之子，与父亲长期对立，因同性恋身份被逐出家门，这与白先勇出身将门世家、对父亲的尊敬与距离感之间的复杂情绪被认为有某种隐喻关系。
文学与身份的交织：白先勇在许多访谈中承认，《孽子》源于他亲历、亲见的台北同志圈，许多素材都取材于真实人物与场景。这使得该书不仅是文学作品，也是一份珍贵的同志文化史料。
二、生活与言论中的性取向暗示
白先勇虽然未明确出柜，但从多种公开资料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认同与亲近。
从不回避“同性”话题：在多次演讲、访谈中，他坦率地谈论同志议题，如他在2007年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采访中就表示：“我写《孽子》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（同志）也有人性，也有爱，也有痛苦。写他们，不是为了宣扬，而是人文的关怀。”
终身未婚，生活低调：他终身未婚，几乎从未有异性伴侣公开出现，这在他的社会阶层和年代中是罕见的。他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，生活圈子隐秘，有学者指出这或许与其性取向有关。
朋友与同侪的态度：与白先勇交往密切的文化人中，对其性取向皆有共识。例如作家朱天文、朱天心姐妹在访谈中也曾提及白先勇与同志圈的关联，以及他对同志群体的深刻理解与情感投入。
三、社会文化意义
白先勇的同性恋身份，即使未公开承认，其影响也已深远：
为华语世界“同志文学”奠基：《孽子》不仅开风气之先，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同性恋文学创作者，许多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香港的同志作家都以白先勇为先驱。
同志文化的见证者与记录者：他的文字保存了1970年代台北男同性恋群体的真实生态，尤其是“新公园文化”，在当今同志史研究中具有极高史料价值。
父权与性别对抗的象征：他所构建的父子冲突结构，也常被视为“同性恋者在传统父权社会中”的隐喻与反抗。《孽子》中阿青与父亲之间的敌意、误解与和解，是许多同性恋者的共鸣经验。
四、公众与媒体的回应
随着时代发展，公众对白先勇的性取向逐渐达成共识，即使他未出柜，但早已被认为是“同志文学巨匠”或“同志文化的代言人”。
同志社群对其高度认同：台湾、香港、中国大陆的LGBT群体普遍将白先勇视为精神象征。《孽子》改编为电视剧、舞台剧、电影时，都获得广泛支持。
媒体报道逐渐坦率：近年来，无论是中文世界的媒体，还是研究著作，对其性取向的描述越来越坦然，常以“未公开但广泛认定”为定论。
五、小结
白先勇是否出柜，或许对他的文学地位并无实质影响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无论从文学内容、生活选择还是社会影响力来看，他都已经成为中文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同性恋文学书写者之一。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文学技巧的精湛，更在于他以极大的人文关怀、艺术敏感与个人勇气，在禁忌重重的年代，为同性恋者发声、留下了真实、优美、痛苦又尊严的形象。
他是中国同志文学的奠基人，是跨文化、跨时代的同志精神象征，即使沉默，也已昭告世界。